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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的三篇口头讲话是怎样成为经典文献的

2015年07月24日 14:25 来源: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:陈 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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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[摘要]让口头讲话成为经典文献,在毛泽东那里,是寻常事,也是他习惯和擅长的一种研究方法、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。毛泽东关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三篇文献,《论十大关系》、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和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都是在正式会议上口头讲出来的,事先没有稿子。从三篇口头讲话转化为经典文献的过程,不难看出一些重要门道:第一,讲话都酝酿于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;第二,先“听”后讲,观点出自调查研究;第三,反复征求意见,补充和完善讲话的观点;第四,书面修改是确立和表达观点最重要的环节。
 
  [关键词]毛泽东;口头讲话;经典文献;《论十大关系》;《正处》;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
 
  新中国成立后,毛泽东有三篇文章,影响深远。一是1956年的《论十大关系》,谈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,重点在经济;二是1957年的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(以下简称《正处》),谈怎样处理社会矛盾,重点在政治;三是1962年的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,谈怎样吸取“大跃进”的经验教训,重点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。如果把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文献作一个排列,这三篇肯定会排在前面。
 
 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三篇文献都是在正式会议上口头讲出来的,事先没有稿子。让口头讲话成为经典文献,在毛泽东那里,是寻常事,也是他习惯和擅长的一种研究方法、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。诸如,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、《反对党八股》等,还有人们熟悉的“老三篇”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,莫不如此。这固然是因为他有这种本事,但细细体会,这中间却有大甘苦,更有大门道。
 
  先说《论十大关系》。
 
  这篇讲话来自于“听”。所谓“听”,就是调研。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,毛泽东连续用40多天的时间听取34个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,不断插话提问,间或发表些意见,作些评论。在最后几次听汇报时,逐步形成大致思路,对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,先后归纳出沿海与内地、轻工业与重工业、个人与集体、地方与中央、经济与国防、少数民族与汉族几组关系。有了这些积累,4月25日,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他一口气讲了“十大关系”。可见,没有如此这般的“听”,便不可能有如此这般的“讲”。毛泽东后来也说:“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,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。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,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?” (《毛泽东传(1949—1976)》(上)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,第471页。)
 
  听有听的门道,讲也有讲的门道。4月25日讲完“十大关系”,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进行了讨论,讨论中又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4月28日,毛泽东就讨论情况再次作了总结发言。5月3日,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记录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对“十大关系”作了详细传达。随后,各地纷纷要求印发周恩来的传达记录稿。5月28日,毛泽东在有11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讲了一遍“十大关系”。所谓最高国务会议,是由国家主席召集的商讨国家重大问题的会议,有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参加。讲完后,与会者纷纷发表了看法,这对毛泽东进一步思考“十大关系”的内容自然又有助益。《论十大关系》的正式文本,即由毛泽东4月25日和5月28日两次讲话记录综合整理而成,还参考了中央印发的周恩来的传达记录。
 
  《论十大关系》讲话的发表,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,是件开创性的大事。毛泽东1960年在《十年总结》一文中也说:“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。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,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。”
 
  但是,这篇讲话在毛泽东生前却没有公开发表。这既和他后来的关注重点发生变化有关,也和他在整理过程中的慎思有关。1965年,刘少奇提出将《论十大关系》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、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,毛泽东表示同意,但要求在中央批语中加上这样的话:“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,觉得还不大满意,同意下发征求意见。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,汇总报告中央,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。”(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11册,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,第491页。) 1975年,根据毛泽东的意见,胡乔木对这个讲话又整理出一个新的稿子。直到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逝世后,才在《人民日报》公开发表。
  再说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。
 
  《正处》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。讲话前只有简单的提纲,但其思路并非一蹴而就。此前,他一直在思考,新中国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,怎样看待不断出现的社会复杂矛盾。1957年1月27日,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,便谈到了一个月后《正处》所讲的“统筹兼顾”、“双百”方针、“农业问题”,并从辩证法的角度谈了怎样看矛盾的转化等内容。2月26日,他在只有37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下《正处》基本内容,算是通通气,看一下反映。第二天,他才在有180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,正式以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”为主题发表讲话,一共讲了12个问题。从下午3点讲到傍晚7点,大家听得兴味正浓就戛然而止了。在毛泽东看来,凡属特别重大的问题,不是发表一篇讲话,就能统一认识,让问题迎刃而解的。他在2月27日讲完《正处》后,1800多位与会者分组讨论了三个半天,3月1日下午又听取了李济深、章伯钧、黄炎培等16人的大会发言,随后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,内容有的是对大家所提问题的答复,有的是对《正处》的补充和发挥。
 
  毛泽东觉得,只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他的《正处》讲话还不够,还需要听取更多的人的意见。从3月6日到13日,中央又在北京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,还邀请了160多位党外知识分子参加。与会人员听了毛泽东《正处》讲话录音后,分组进行讨论。会议期间,毛泽东召集宣传、教育、文艺、新闻、出版、高等院校、科学各界知识分子,分别举行了6次座谈会,听取意见,讨论对话。3月12日,他针对会议提出的问题再次发表大会讲话。翻译家傅雷听了毛泽东讲话后,在给儿子的信中说:“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,随手拈来,都成妙谛,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,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。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后,毛泽东又一路南下,先后在天津、济南、南京、上海等地召集党员干部会议,不断地宣传和阐述《正处》的内容和“双百”方针的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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