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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深处的“上海方舟”

2015年09月09日 08:57 来源:人民日报 作者:李泓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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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盛夏的白太阳,热辣辣地烘烤着长阳路62号,一栋朴素的三层小楼,青砖打底,缦有带状红砖,以一种源自宗教的谦和姿态静默着。

  观者如堵,进进出出,额上沁着汗珠,其中夹着不少金发碧眼的洋人,拖儿带女,扶老携幼,个个神情肃穆,显然把这个犹太教“摩西会堂”旧址视为圣地。

  这一片建筑,从前常常走过。它夹杂在灰扑扑的楼群里,貌不惊人,不会让人多看一眼,浑然不知这栋尘满面鬓如霜的小楼,背负着那么多流亡犹太人的悲欢离合。直到看了SMG出品的纪录片《生命的记忆——犹太人在上海》,才像是看了一场七八十年前的“真人秀”,近两万个生命的砝码,悄然堆叠于此处高悬的历史天平,曾经流离失所的故事与故事中的人物倾泻而出,在苦难中闪烁着人性的微芒,让历史从绝望中生出希望。

  于是,对生命、对这座城市的敬意,油然而生——恍如将瑟缩于大上海角落的一枚老洋葱,剥去层层叠叠的外衣,露出晶莹而辛辣的鲜活内核,让人凝神注目之际,禁不住为犹太人,也为这座苦难而伟大的城市,热泪交迸。

  70年前的那场战争,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。如果没有“上海方舟”,这个可怖的数字,或将再加上2万。这座城市,足以仅仅因为这一件事,而被标注为“伟大”。

  在鲜活的回忆里,真实的人生血泪交迸,有惨不忍闻,也有温情脉脉。能活到今天的幸存者,当年都是些天真的孩子。

  1939年从柏林逃亡到上海的贝蒂·格列宾奇科夫,只有9岁。她的童年记忆,刻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,在柏林街头,她经常被纳粹童子军的孩子推推搡搡、扔石头、吐痰……贝蒂的爸爸每天都在被投入集中营的阴影中担惊受怕,那一年的4月底,他接到了盖世太保的传票,传他20天后必须去见秘密警察……

  露西·齐默尔曼,在1938年11月9日那个臭名昭著的“水晶之夜”——德国全境的犹太商店被打砸并洗劫,犹太人被掳往集中营——她只有8岁。她的父亲,一家高档鞋店的店主,被粗暴地闯进家来的纳粹党徒打断了鼻梁骨并将他血肉模糊地抓走,妈妈则被骤然撞开的门拍晕,原本的富家小公主,陡然间无依无靠……

  迈克尔·布鲁门萨尔,在1938年的同一个夜里,12岁的他和露西一样失去了父亲,眼睁睁看着他被投入集中营。唯有一根“救命稻草”可以拯救父亲。当时规定,“水晶之夜”被捕的德国犹太人,只有证明自己立即离开德国,才可能获释……

  火速逃离德国,是贝蒂、露西、迈克尔的家庭,以及无数犹太难民活下去的唯一选择。

  然而,面对一夜之间沦为难民的50万德国犹太人和20万奥地利犹太人,国际社会却面露难色。

  1938年夏,来自32个国家和救济组织的代表,在法国温泉度假胜地埃维昂莱班 (Evian-les-Bains) 举行会议,讨论德国犹太难民问题。美国、英国等与会国家都不愿放松对移民的限制政策,害怕难民的增加会导致本国经济进一步恶化。没有国家愿意接受更多犹太难民入境。1939年,经过几个月的争论,一项旨在接纳14岁以下德国难民儿童的援助议案,在美国也被否决。

  德国纳粹政府幸灾乐祸地表示“震惊”:各国都批评德国待犹太人不公,怎么没有任何一国在“机会到来”时愿意向犹太人敞开大门呢?

  当犹太族群面临灭顶之灾,西方国家几乎只是冷眼旁观,吝于援手。

  然而此时,正如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说明词: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,上海是唯一的例外。

  其实这个“例外”,比起那些顾虑重重的西方国家,本是自身难保。1937年8月13日,日军悍然进犯上海,中国军民奋起抵抗。繁华的大上海,成了狂轰滥炸的前线,只有租界还勉力维持着孤岛的浮华。然而,这座深陷苦难中的城市,仍然善良而温存地向犹太人敞开怀抱。

  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,经他的手就签发了数千封目的地为上海的“生命签证”,被称为“东方的辛德勒”。他的名字,和众多在大屠杀中曾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义士一起,被刻在以色列“国际义士园”的石刻纪念碑上。

  “上海,被认为是最糟糕的选择。”日后成为美国卡特政府财长的犹太儿童迈克尔,知道为了救出随时等待死神的父亲,他母亲别无选择。

  迈克尔一家四口人,只弄到三张去上海的船票,他差一点被母亲不得已送上去法国的儿童船——那些儿童日后重回父母怀抱的,还不及十分之一,幸好父亲坚持一家人必须在一起,他们千方百计弄到了第四张船票。

  贝蒂一家花掉了所有家当,甚至是不得不贿赂轮船公司员工,才弄到了珍贵的船票。父亲终于可以不去向恐怖的盖世太保报到,而举家漂往远东那个陌生的城市——上海。

  犹太难民抵埠时,展现在上海港的,是一幅反差强烈的画面:毕竟能有财力支付船票来到上海的,几乎都是犹太人中的富商、企业主或是知识分子。他们衣冠楚楚,神情高贵,有的还身着裘皮大衣,气宇轩昂地走下舷梯。然而,纳粹政府不准他们带走超过10马克的现金,金银珠宝更不准带离国境,于是,大多数人一到上海便沦为赤贫,成为在肮脏的、疫病横行、数十甚至上百人同处一室的难民营中,靠领“美犹联合会”每顿价值1美分的救济粮存活的难民。

  不管怎样,这里总好过集中营的非人生活。毕竟,可以一家人团圆;毕竟,“上海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反犹主义”“和他们相处很舒服”“我们受到了尊敬”“在被隔离的这块区域内,我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”。

  犹太小姑娘薇拉,被邻居周先生当成自己女儿一样善待,每天放学时就派人力车去学校接他的犹太“小公主”,每年春节,两家人都一起吃年夜饭。

  露西的父亲,昔日鞋业大亨却在难民营兜售果酱,这让小女儿非常难过:“我们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。”露西甚至不得不学会吃掉身上乱跳的虱子。幸而他们奇迹般地碰到上海人吴先生,为露西父亲提供了做生意的场地,让露西一家又有了生计,吴先生还让出了自家的顶楼给露西一家居住,“他让我们的生活突然翻了个样儿”,露西可以去陕西北路的犹太学校读书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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